書法二王

時間：2022-12-10 09:39:32

書法二王

書法這門藝術形式，每個人有每個人感悟，王羲之是王獻之的爹，但王獻之與王羲之在書法上的追求是不一樣的，書學史上也是眾說不一，褒啊貶啊從來就沒消停過！雖然李世民極力推崇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，但從歷史上證明，也不能說明王獻之書法成就趕不上他爹王羲之。那么王家這爺倆在書法上有什么不同呢？

1、“內懨”與“外拓”

“二王”在技法上的特點，書家往往以“內懨”與“外拓”標示。如明何良俊《四友齋書論》云：“大令用筆'外拓’而開擴，故散朗多姿”；“右軍用筆'內撅’而收斂，神彩攸煥，正奇混成也。”今人沈尹默也說：后人用內撅、外拓來區別“二王”書跡，很有道理，大，：正“內撅”，小王“外拓”。試觀大王之書，剛健中正，流美而靜；小王之書，剛用柔顯，華因實增。用形象化的說法來闡明“內撅、外拓”的意義，“內撅”是骨（骨氣）勝之書，“外拓”是筋（筋力）勝之書。右軍書“一拓直下”，就是“如錐畫沙”，“外拓”的形象化說法，可以用“屋漏痕”來形容，放縱意多，收斂意少（參見《二王法書筲窺》）。用“內撅”、“外拓”雖可說明“二王”書藝中計：多不同處，但也不能涵蓋一切，細察也未必十分科學。大王能“內撅”也能'外拓”，當是“內撅”為主“外拓”為輔，小王能“外拓”也能“內撅”，當是“夕卜拓”為主“內撅”為輔，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審美理想為轉移的。潘伯鷹說：“有人說羲之'內撅’，獻之'外拓’。這最多也只說得一半。”（《中國書法簡論》）此言頗有見地。

2、技法來源不同

清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評米芾見解：“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，深人中郎（指蔡邕）；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，妙接丞相（指李斯）。……米老'右軍中含、大令外拓’之說，適得其反。”今人侯鏡昶認為：包世臣以為大王筆源于隸，小于筆源于篆，此見解值得商榷。侯氏以一語概括鐘繇、王羲之、王獻之三家真行書特點及淵源：鐘善翻，大王善曲，小王善直；翻出于分書，曲出于篆書，直出于隸書（《淪鐘王真書和<蘭亭序>的真偽》）?？磥硗跏细缸訒囉袃蓚€主要來源，遠源均出于秦漢篆隸，近源則出于鐘、張，然后陶冶融鑄，發展成各自的體勢。

3、草書聯綿不同

王羲之學張芝草書，從形勢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，加以鉤連，但一般不作多字聯綿，僅二至三字一筆出之。他用張草的使轉，發展為內向的、斂蓄的今草。王獻之既學其父，也學張芝，突破王羲之聯綿模式，成為更多字的貫通，為“一筆書”；由內向而轉為外侈，由斂蓄而化為奔逸。所謂“一筆書”是指“字之體勢，一筆而成，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，及其連者，氣候通其隔行。惟子敬明其深詣，故行首之字，往往繼前行之末”（參見《書斷》）。世稱“一筆書”始自張芝，王獻之則是以張芝為“杠桿”，以羲之草書為“支點”，完成一種“破體”的創造。

4、骨勢不同

羊欣說：“獻之善隸藁，骨勢不及父。”張懷瓘《書斷》中說：“惜其陽秋尚富，縱逸不羈，天骨未全，有時而瑣。”王獻之主外拓、奔逸，因而在快速流轉中有時未能沉著痛快，而有輕滑之嫌：而王羲之主內撅、重骨氣，故字勢雄強。當然這是從高層次上的比較。王獻之何嘗不重骨勢？如《洛神賦十三行》，清張廷濟在《清儀閣題跋》中說：“風骨凝厚，精彩動人”；“然風神駘蕩，氣骨雄駿，固已無美不臻”。當然王獻之中年去世，若再能錘煉多年，其骨勢自能更臻勝境。

5、媚趣不同

王僧虔曾說：“獻之遠不及父，而媚趣過之。”羊欣也有同樣的說法。王獻之書藝體勢似鳳舞鸞翔，以紆回鉤連為流美，以縱馳放逸為快意，以墨彩飛動為神逸。張懷瓘《書議》中說其體勢“若風行雨散，潤色開花，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”。同時也指也王獻之“時有敗累，不顧疵瑕”。其實王羲之書也多勿門趣，因此曾有人非議，韓愈《石鼓歌》有“羲之俗書趁姿媚”之句。張懷瓘也說他“有女郎才，無丈夫氣”。晉人書法中的媚趣與時代風尚有關，這種“媚”，是一種雄媚，而不是柔媚。獻之之媚在流動跳蕩中、在險峻放逸中呈現得光彩照人，比其父更多媚趣。

6、藝術哲思不同

王羲之書藝的哲學思想，主要表現為中和，在多種對立因素之中調和統一。他在書法的形質（如肥瘦、方圓、短長、骨肉等）方而能無過無不及，在書法的神采（如奇正、氣度、韻趣等）方面無乖無戾。項穆《書法雅言》云：“逸少一出，揖讓禮樂，森嚴有法，神彩攸煥，正奇混成也。”與突破其父草書模式一樣，王獻之也是有意識地改變其父的創作思想，他將“中和”轉為“失衡”，走向以“奇”、以“險”爭勝的新境界。項穆也認為“書至子敬，尚奇之門開矣”。

7、書體不同

先說章草，王獻之承其父法家范，從《七月二日帖》等可睹其章草風采。此帖章草筆法古雅，然俯仰跳蕩，大小錯雜，也顯示自由不拘的個性。再說楷書，南朝宋虞和《論書表》說：“獻之始學父書，正體乃不相似。”張懷瓘《書斷》說，王羲之書寫《樂毅論》給獻之，獻之“學竟，能極小真書，可謂窮微人圣，筋骨緊密，不減其父。如大，則尤直而少態，豈可同年”。再說行書，王羲之情深調合，會古通今，創造卓越，《蘭亭序》被譽為“天下第一行書”。王羲之是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開拓、立法，為后世樹立廠典范。而王獻之在行書上雖也頗有貢獻，但他的行書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規范，其凝練、器宇、才氣都不及其父。在草書上，父子各有特點，羲之特出不群，穎悟此道，除繁就省，創立廠新草制度，但是在“一筆書”方面卻是子勝于父。
吳德旋評論說：“大令狂草，盡變右軍之法而獨辟門戶，縱橫揮霍，不主故常。余謂大令草書，雖極力奔放，而仍不失清遠之韻。”（見《初月樓淪書隨筆》）黃庭堅《山谷題跋》中又加以比較：“大令草法殊迫伯英，淳古少可恨，彌覺成就耳。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，而大令草入神品也。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，右軍似左氏，大令似莊周也。”當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評價，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：，其《王羲之傳論》云：“獻之雖有父風，殊非新巧。觀其字勢疏瘦，如隆冬之枯樹；覽其筆蹤拘束，若嚴家之餓隸。其枯樹也，雖槎枋而無屈伸；其餓隸也，則羈羸而不放縱。兼斯二者，固翰墨之病歟！”唐太宗的評淪完全傾向于王羲之一邊，但從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獻之，奇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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